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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之我见

北京市通州区司法局永乐店司法所 王 晨


法律援助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有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人权保障机制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等法律都对法律援助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为这一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奠定了法律基础。1997年5月26日，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及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正式成立；2003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３８５号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正式生效施行。据统计，至2003年底，全国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80多万件，解答法律咨询600余万人次，有近97万人通过法律援助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 法律援助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福音，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越来越多的人们投入法律援助事业，为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增添了人性化的关怀与温暖，在国际上树立了我国保障司法公正和维护人权的良好形象。中国法律援助事业呈现出良性的发展态势，前景十分美好。
作为一名基层法律工作者，笔者学习了法律援助的相关知识，也曾经办理过法律援助案件，在平时的工作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产生了在农村进行法律援助工作的一些看法和认识，以下笔者将结合农村的现实状况对在农村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意义、问题、对策进行论述，与大家一同交流。
一、在农村开展法律援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我国，法律援助的对象主要是生活比较贫困的群众和一些特殊社会群体，所以笔者认为法律援助工作的重心应该放在农村，援助对象的重点要针对农民，原因有以下三点：
1、农村的贫困人口多。
我国13亿人口，9亿在农村，通过查看数据可以得知，农村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农民的人均收入都是比较低的，经济的落后使得教育水平无法提高，从而导致农民整体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精神道德素质不高。以笔者工作的永乐店镇为例，永乐店镇地处北京市最东南端，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截止到现在全镇常驻人口30000余人，拥有农村低保户781人，人均年纯收入不到7000元，大多数农民都过着穷苦日子。有很大一部分前来咨询的农民都不愿意诉讼解决，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其中因为怕伤和气的占30%，认为打官司很没面子的占6%，而有64%的人是由于家里穷不愿意再额外拿出一笔钱去打官司。随着物价的上涨以及诉讼成本的提高，这个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2、符合法律援助范围的案件多。
由于历史习惯、观念意识、经济发展等诸多原因的影响，发生在农村或农民身上的案件有许多属于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比如，在农村，每个家庭普遍都有两个孩子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五、六个，孩子多导致家庭贫困，孩子长大成家后，由于文化素质不高或因为贫困、子女之间的矛盾就产生了对老人的赡养问题。笔者在2004年承办的一个索要赡养费的法律援助案件就是因为老人的两个儿子都不尽赡养义务，其中大儿子同意赡养，但前提是二儿子也必须承担赡养义务，否则他也不赡养老人；二儿子则因为贫穷拒绝赡养老人。最终老人一气之下将两个儿子告上了法庭，用法律武器维护了自身的权益。在农村像这种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的案件为数不少。另外，现在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农民工的权益保障。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条件恶劣及安全措施不当导致农民工因工受伤的情况层出不穷，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民工是无助的，这时候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无疑是雪中送炭。
3、在农村加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可进一步加大普法力度，产生法律宣传的效应，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
在农村接受法制宣传的机会要比城市低得多，相当多的农民对法律知之甚少，对诉讼敬而远之。而农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村与村之间联系很多，李家出了什么事，过几天全村甚至外村都会听说。因此笔者认为切实地为农民办几件实事比单纯进行法制宣传的效果要好，因为当事人回去会向其他人讲述自己的事情，其他人在听的过程中不仅了解到一些法律法规知识，而且还对此深信不疑，他们再去向另外一些人讲述，这样在无形中就提高了农民对法律法规的认知程度。在农村开展法律援助工作，让广大农民多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可以扩大影响，消除一些农民认为法律遥不可及的偏见，改变农民对法律、诉讼的一些认识，提高农民知法、学法、用法的积极性，从而提升农民整体素质，减少因农民不懂法而吃亏上当的情况的发生。
二、现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法律援助工作宣传力度不够。
笔者认为如今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存在偏颇，在城市宣传的较为广泛，法律援助中心也多设在城市里，而针对基层农村的宣传较少，因为农村生活比较贫困，真的广泛宣传恐怕会有相当多的农民找上门来寻求法律援助，造成法律援助机构应接不暇。但这样就与成立法律援助机构的初衷背道而驰了，因为宣传的少，广大农民就不了解法律援助，不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非常困难，而且对于整体素质不高的农民，一旦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他们不知道求助于法律援助机构或者法律服务者，又缺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意识，那么只有凭感情用事，采取其他非法手段去维护自身权益，从而引发了更多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2、法律援助审批程序亟待完善。
当前法律援助审批权在法律援助机构，当事人只要交齐相关的证明和材料一般就能够获得免交代理费等法律援助。而笔者在工作中发现，在农村，开具一份无收入或生活贫困证明非常容易，这就给一些人留下了可乘之机，难以确保全部法律援助资源都切实用于帮助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受援人，加大了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成本，降低了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效率。因此，如何进行严格且有效的审查是法律援助审批程序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法律援助除了免交律师费、代理费外，还应包括减、缓、免交诉讼费，这就涉及到法院对法律援助案件的审批。而对于法院来说，法律援助案件一般仅限于或说多限于刑事辩护案件的法律援助，对于民商行政诉讼案件，当事人要想减、缓、免交诉讼费，一般不太可能，得到法律援助的可能性很小。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法律援助机构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民事案件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而法院却没有同意其缓、免交诉讼费用，最终导致无法立案。笔者在从事法律援助工作中也遇到过同样的一个问题，索性赡养案件诉讼费只有50元，笔者先行垫付了，那诉讼费要是几百元甚至上千上万元呢？因此，法律服务费的减免和诉讼费缓、减、免的衔接问题至今尚未很好解决，经济困难的农民经法律援助机构审查批准得到减、免费的律师服务后，往往由于得不到法院缓收和减免诉讼费而不能进入诉讼程序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法律援助最终落不到实处。
3、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与大量的法律援助需求之间矛盾突出。
随着普法宣传的深入，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据笔者在永乐店镇的调查显示，《法治进行时》、《法制播报》、《今日说法》等法制栏目在农村拥有很高的收视率，农民寻求法律帮助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对法律知识的运用越来越广，对法律援助的需求量也就越来越大。然而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重视程度等因素的制约，法律援助受到人力、财力等条件的限制，加上法律服务和运作成本在不断增加，使得我国的法律援助资源不能适应正在急剧转型和变化的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2002年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超过70万件，而实际受到援助的低于18万件，受援率不足1/4。
三、解决对策。
1、加强宣传，让农民“知”法律援助。
随着时代的进步，农民获取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样化，仅仅依靠在农民赶集时向他们发放宣传资料已经远远不能达到宣传的效果了。在当今这个信息多元化的时代，在有条件的农村要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网络等媒体宣传法律援助的相关内容；在条件落后的地区，可以通过送法下乡、法律咨询等途径，进一步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让需要法律援助的人了解法律援助的基本原则，明确法律援助的条件范围，在权益受到侵害时知道怎样去寻求法律保护，使他们“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难题得以解决。
2、协调配合，让农民“用”法律援助。
仅仅“知”法律援助是不够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让那些需要法律援助的人“用”法律援助来维护自身的权益。首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工作中遇到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人要主动向当事人提出并积极协助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的有关事宜；其次，法律援助机构要严格审查制度，提高工作效率，使应该得到援助的人得到应有的援助。最后，法律援助机构应与人民法院密切配合，杜绝因无法交纳诉讼费而致使法律援助终止的情况发生，使农民能够顺利地“用”法律援助。
3、提高质量，让农民“信”法律援助。
市场经济体制下，产品质量尤为重要，法律援助工作也不例外。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农民对法律援助的信任度，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法律工作者要认真做好案件的审阅、调查和准备工作，不能因为农民懂得少、是弱势群体就敷衍了事，要确保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切实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法律援助只有获得了信任，才能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关注它，才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才能为维护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做出更加巨大的贡献。
4、加大投入，让农民“靠”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该加大对法律援助的投入，使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法律援助。笔者设想，在将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农村贫困地区以乡镇为单位设置法律援助工作站，每个工作站配备2-3名公职律师，由法律援助机构每月为公职律师发放工资，公职律师负责本乡镇的法律援助工作，免费办理咨询、代书等非诉法律事务并承办本乡镇范围内的法律援助案件，这样就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使更多的农民能够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利益，真正做到让农民“靠”法律援助。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条例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11月25日浙江省杭州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1995年4月29日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 1995年5月4日浙江省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职权
第三章 投资和经营
第四章 优惠待遇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旅游资源，加快旅游设施建设，促进杭州观光度假型旅游业的发展，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结合杭州的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以下简称度假区）。度假区位于钱塘江畔，紧靠西湖风景名胜区，东起五云山疗养院，西至龙坞乡，北起五云山麓，南至珊瑚沙。总面积为9．88平方公里。
第三条 度假区的开发建设和管理，实行国家旅游度假区的特殊政策和新型管理体制，使度假区成为旅游度假和观光相结合，符合国际旅游度假要求，以接待境外旅游者为主的综合性的国家旅游度假区。
第四条 鼓励境内外的公司、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在度假区内投资开发建设旅游设施（包括基础设施）和经营旅游项目。
第五条 合理开发利用并切实保护度假区内的旅游资源。所有开发建设项目必须符合度假区的总体规划，切实保护好城市饮水水源和度假区的自然人文景观与旅游环境。
第六条 度假区内的土地依法征用为国家所有。
度假区内的土地实行有偿使用制度。通过依法出让或转让，境内外投资者可以取得土地的使用权。
第七条 度假区应当为投资者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度假区内投资者的资产、收益和其他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保护。
第八条 度假区的企事业单位、组织和个人，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本条例。

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职权
第九条 度假区设立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度假区管委会），代表杭州市人民政府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
第十条 度假区管委会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编制度假区的总体规划和发展计划，经杭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二）制定度假区的各项行政管理措施，并组织实施；
（三）审批或审核报批度假区内的投资建设项目；
（四）负责度假区的规划、建设管理以及土地的征用、开发、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和房地产管理工作；
（五）负责度假区的园林绿化、环境保护工作；
（六）负责度假区的财政、税务、审计、物价、统计、劳动、人事、治安和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受托监管国有资产；
（七）管理度假区的旅游业务、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其他涉外经济活动；
（八）处理度假区涉外事务；
（九）统一规划和管理度假区的市政公用基础设施；
（十）保障度假区内的企业依法自主经营；
（十一）协调管理有关部门设在度假区内的派出机构的工作；
（十二）杭州市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十一条 度假区管委会根据工作需要，可设立若干工作机构。
杭州市人民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在度假区设立的分支机构，由度假区管委会与市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实行双重领导，以度假区管委会为主。
第十二条 度假区的金融、国税、保险、外汇管理、海关、进出口商品检验等业务工作，均由有关部门或其设在度假区的派出机构、分支机构办理。
第十三条 杭州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度假区所在地的人民政府应为度假区的建设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第三章 投资和经营
第十四条 度假区鼓励开发建设和经营下列项目：
（一）度假村、宾馆、别墅、餐饮、购物设施；
（二）游乐、娱乐和文化、体育、健身设施；
（三）游览、交通旅游服务项目及其他第三产业项目；
（四）与旅游业直接有关的无污染的生产性项目；
（五）与度假区相配套的公用基础设施。
第十五条 度假区内经批准可开办外汇商店、免税商店和中外合资经营的商业企业。
第十六条 度假区可兴办国家法律所允许的涉外旅游服务项目。
第十七条 度假区内经批准可开办中外合资经营的第一类旅行社，经营海外旅游业务，并可按规定开办中外合资经营的旅游汽车公司。
第十八条 在度假区内兴办企业，由投资者向度假区管委会提出申请，按规定权限和程序批准（旅游项目按生产性项目限额审批）后，依法办理工商登记和税务登记等有关手续。
第十九条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可以在度假区内设立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第二十条 度假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应在度假区所在地中国银行的分支机构或国家外汇管理机构允许经营外汇业务的其他银行和金融机构开户。
第二十一条 度假区内的企业应当执行国家规定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审计制度，并按有关规定向度假区管委会和有关部门报送会计报表和统计报表，接受度假区管委会的监督。
外商投资企业报送的年度会计报表，应当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验证。
第二十二条 度假区内的企业歇业，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办理有关歇业注销登记手续，并对其资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债权债务清理完毕后资产可以转让，属于境外投资者的资金可以按有关规定汇出境外。
第二十三条 度假区内的企业职工实行劳动合同制和聘用制。度假区内企事业单位可以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招（聘）用境内外职工。其中招（聘）用的外籍职员须报度假区管委会批准。
第二十四条 度假区的企业应当依法建立工会，依法做好劳动保护工作，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
度假区内的企事业单位应当依照国家和省、市的有关规定实行社会保险制度。

第四章 优惠待遇
第二十五条 度假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减按24％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减按2．4％的税率计征地方所得税。其中生产性的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从企业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地方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地方所得
税，并可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享受外商投资企业的各项优惠待遇。
第二十六条 度假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按规定缴纳所得税后，外商将其从企业分得的利润直接再投资于该企业，增加注册资本，或作为资本在度假区内投资开办其他建设和经营项目，经营期在5年以上的，经投资者申请，税务机关批准，可以退还再投资部分已缴纳所得税税款的40％
。再投资不足5年撤出的，应当缴回已退还的所得税税款。
第二十七条 度假区内为建设基础设施所需进口的机器、设备和其他基本建设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
第二十八条 度假区内土地出让金除按规定上缴造地专项基金外，在规定年限内全部留在区内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十九条 度假区内外商投资企业在投资总额内进口自用的建筑材料、生产经营设备，常驻的境外客商和职员进口安家物品，在合理数量内，经海关核准，免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
第三十条 度假区内的企业为生产出口产品而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配套件、辅料和包装物料，海关按保税货物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一条 外商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而有来源于度假区的利润、股息、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所得的，除依法免缴所得税的以外，可以减按10％的税率缴纳所得税。
第三十二条 度假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可以依法以自有财产作抵押，向度假区所在地银行借贷人民币资金；或以自有外汇作抵押，向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委托的金融机构申请外汇抵押人民币贷款。
第三十三条 鼓励境外人员在度假区内购置度假别墅或公寓，其产权归购买者所有，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需要在杭州定居的，优先办理有关手续。
第三十四条 度假区内的企业职工出国、出境进行技术考察、技术交流和从事本企业商务活动，有关部门应按规定简化出入境审批手续。
第三十五条 由外省、市到度假区工作的高级管理人员和科技人员以及国外学成归来人员，由度假区管委会审核，经杭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杭州市区落户。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国家对度假区的优惠政策有新规定的，按国家规定执行。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杭州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5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