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关于盗窃案件中赃物计价问题

王泗友

一、赃物计价的重要性及划分被盗财物数额的标准
刑法第151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152条规定，惯窃或者盗窃公私财物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将刑法第152条补充修改为：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所谓情节特别严重，根据1984年1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盗窃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是指既盗窃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又有其它特别严重的情节。
由此可见，被盗财物(即赃物)的数额是划分罪与非罪的重要标准。认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是量刑的根本依据。因此，赃物计价在办理盗窃案件中尤显重要，对打击犯罪，惩治罪犯，做到不枉不纵将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所谓盗窃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刑法上没有明确规定，其划分标准根据1992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解释》)中明确规定：
(一)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一般可以300至500元为起点，少数经济发展较快地区可以600元为起点。
(二)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巨大”，一般可以3000—5000元为起点，少数经济发展较快地区可以6000元为起点。
(三)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一般可以20000—30000元为起点，少数经济发展较快地区可以40000元为起点。
(四)铁路运输过程中发生的盗窃案件，盗窃“数额较大”以400元为起点，“数额巨大”以4000元为起点，“数额特别巨大”以30000元为起点。
二、被盗财物(赃物)的价格和数额的计算问题
被盗财物(赃物)如不是现金，应如何计算其价格和数额?是一个复杂的重要问题，直接涉及到定罪与量刑。一般地讲，赃物计价的总原则是：既不使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计价又合情合理。其要求有：一是只计算被盗物品的直接损失数额，不计间接损失数额；二是计算被盗商品的实际价格。应按作案当时、当地国家主管部门核定的零售价格的中等价格计算，既不按罪犯销赃的低价计算，也不按紧俏物资变卖的高价计算；三是被盗物品使用过或者难以确定其价格的，应根据其新旧程度请有关部门估价，并由估价单位出具证明(见附表)。具体核价原则依据《两高解释》的规定，即：
(一)被盗物品的价格，应当区别不同情况，根据被告人作案当时、当地的同类物品的价格，并按照下列核价原则，以人民币分别计算：
1、流通领域的商品，按市场零售价的中等价格计算；属于国家定价的，按国家定价计算；属于国家指导的，按指导价的最高限价计算。
2、生产领域的产品、成品，按前·项规定的办法计算，半成品可根据其在生产过程中实际所处的阶段，比照成品价格折算。
3、单位和公民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等物品，原则上按购进价计算，但现行市场价高于原购进价的，按现行市场价的中等价计算。
4、农副产品，如粮食、猪、羊、家禽、鱼等，一律按农贸市场同类产品的中等价格计算。大牲畜，如牛、马、驴等，一律按大牲畜交易市场同类同等大牲畜的中等价格计算。
5、进出口的物资、物品，按本项之一规定的办法计算。
6、金、银、珠宝等制作的工艺品(包括饰品和器皿等)，按国有商店零售价计算；国有商品店没有出售的，按国家主管部门核定的价格计算；黄金、白银按国家定价计算。
7、外币，按被盗窃当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外汇卖出价计算。
8、不属于馆藏三级以上的一般文物(包括古玩、古书画等)按照国家文物商店一般零售价计算，或者按国家文物主管部门核定的价格计算。
(二)盗窃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按下列方法计算：
1、不记名、不挂失的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不论能否随即兑现，均按票面数额和案发时应得的利息、奖金或者奖品等一并计算。股票应按照被盗当日证券交易所公布的该种股票成交的平均价格计算。
2、记名的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如果是票面价值已定并能随即兑现的，如活期存折、已到期的定期存折和填上金额的支票，以及不需证明手续即能提取货物的提货单等，应按票面数额(有利息应包括案发时应得的利息)或者可提货物的价值计算。如票面价值未定，但能随即兑现的(如已盖好印章的空白支票等)，则以实际兑现的财物价值计算。
不能随即兑现或能随即兑现的记名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销毁或丢弃，而失主可以通过挂失、补领、补办手续等方式避免实际损失的，不按票面数额计算，可作为量刑考虑的情节。
(三)同种类的大宗被盗物品，失主以多种价格购进，能够分清的，应分别计算；难以区分的，可按此类物品的中等价格计算。
(四)被盗物品在被盗后损坏，仍按物品被盗时的原值计算。
被盗物品已被销赃、挥霍，无法追缴或者已被丢弃、毁灭的，或者几经转手，最初形态被破坏的，一般应当根据被害人、证人的陈述、证言和提供的有效凭证以及犯罪分子本人的供述，按照第(一)项规定的核价原则，确定原被盗物的价值。
(五)对已陈旧、残损或者使用过的被盗物品，应当结合作案当时、当地同类物品的价格和被盗时的残旧程度，由有关部门作价。
(六)残次品，按主管部门核定的价格计算；废品，按物资回收利用部门的收购价格计算；假货、劣货，按假、劣货的实际价值计算。
(七)失主以明显低于被盗当时、当地市场零售价购进的物品，应按第(一)项的核价原则计算。
(八)盗窃后的销赃数额，作为量刑情节考虑，但销赃数额高于《两高解释》计算的盗窃数额的，则盗窃数额应按销赃数额计算。
(九)盗窃违禁品，如毒品、淫秽物品等，按盗窃处理的，不计数额，根据情况轻重量刑。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连续盗窃构成犯罪应依法追诉的，要累计其盗窃数额，已由司法机关处理的，既使原处罚偏轻，也不能重新计算其盗窃数额，已免重复处罚。对于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盗窃数额较大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其盗窃数额不能累计计入满16岁以后所犯盗窃罪中去，只在量刑时作为情节适当考虑。
三、被盗财物(赃物)作价的具体办法
根据《两高解释》规定的核价原则，对被盗物品进行核价时，应将被盗物品的主管部门核定的价格作为依据，《两高解释》规定：被盗物品价格不明或者难以确定的，应委托有关主管部门(即物价、工商、供销、外贸、商业、银行、外汇、文物、证券交易所或者废1日物资回收等部门)或者专业人员核定，受委托对被盗物品负责核价的单位，核价后应出具鉴定结论，加盖作价部门的印章，并且由作价人或者估价人签名或者盖章。鉴定结论或作价笔录要随案附卷。
前面已讲了，被盗财物的数额是构成盗窃罪的重要标准，但它不是定罪量刑的唯一标准。本文所强调的数额，是帮助办案人员认识在办案过程中仅凭口头询问认定数额，缺乏法律依据而忽视数额的认定问题，也供在办案执法中参考与借鉴。为了使证据准确、规范，符合《两高解释》规定精神，便于执法、护法，有力地打击罪犯，做到令行禁止。因此，在具体认定盗窃罪时，不但要弄清被盗财物的数额，而且还要考虑作案情节，进行全面分析，正确定罪与量刑。

【此文一九九四年三月载于四川省公安厅《四川公安法制》】



浅析刑事诉讼中询问证人（被害人）的时间

刘仕杰


　　在刑事诉讼中询问证人（被害人）的时间长度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给出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有的办案单位参考刑诉法九十二条进行掌握的情况，为此也引发了一些学者的思考。笔者的观点是询问证人（或被害人）的时间长度应当是在不限制证人（或被害人）人身自由的前提下，证人（或被害人）自愿配合司法机关取证的时间长度。这一时间长度既有可能少于12小时，也可能多于12小时。具体理由如下：

　　 一、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宪法原则要求证人（或被害人）的人身自由同样受到保护，因此司法机关不能人为地确定和约束证人（或被害人）的出证时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为了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又兼顾打击犯罪开展刑事诉讼的需要，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几种强制措施，并通过第九十二条对于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规定了讯问的是时间长度，即“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由于该条款只规定在第二章第二节中关于“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中，且在该章第三节关于“询问证人”的规定中不存在类似规定，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以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实现12小时以内的讯问方式只适用于犯罪嫌疑人，而不适用于证人（或被害人）。

　　证人（或被害人）属于宪法意义下的公民，是合法的、守法的公民，而且不属于刑诉法规定的犯罪嫌疑人种类，应当具有完全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权利。虽然在刑事诉讼中证人（或被害人）有配合司法机关办案出证的义务，但是面对司法机关的取证活动仍然具有完全的人身自由权利。因此从保护人权的角度审视证人（或被害人）配合出证的时间长度，我们虽然不能从刑诉法的具体规定上找到答案，但我们可以从证人（或被害人）与其他公民具有同样的人身自由权上得出一个最基本的答案，那就是司法机关在开展办案取证过程中必须要像尊重其他公民的人身自由权一样尊重证人（或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权，那么在取证时间上必须照顾到证人（或被害人）的生活、生产和工作等情况，必须征求证人（或被害人）的同意，不能通过限制和约束证人（或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方式自行确定一个时间段来达到取证的目的。因为讯问与询问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可以限制人身自由，后者则不能限制人身自由。

　　如果司法机关从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具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权，与普通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存在着相似性的角度出发，并以此为参照，将向证人（或被害人）取证的时间长度也掌握在12小时以内，应该说体现出司法机关积极保护证人（被害人）权利的思想。因为，我们有的证人（被害人）必竟存在着法律意识不强、自我保护意识薄弱的问题，在面对司法机关询问时很难主动、有意识地维护自身的权利。基于上述理由，如果司法机关再人为、主动地突破12小时，就会出现对证人（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权保护反不及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权限制的奇怪现象。这不仅是司法权对证人（被害人）人权的侵犯，也是对所有合法公民自由权的侵犯。

　　笔者认为，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之所以没有对证人（或被害人）的询问在时间上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可能就存在着立法者认为不能对证人（或被害人）的人身自由加以限制的立法本意，因为证人（或被害人）是正常的公民，因此没有办法规定出配合取证的时间长度。

　　二、刑诉法的基本原则要求司法机关不能突破现有法律的规定，不能人为地确定和约束证人（或被害人）的出证时间。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二款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刑诉法和其他法律”。这一规定就是刑诉法所要求的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刑诉法和其他法律的原则。这一原则就把国家司法权力（公权力）对公民权利（包括人身自由权）的剥夺严格控制在法律的范围以内。根据这一原则，也会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治原则，即对于公民而言，法律没有禁止的、没有规定的都是公民可以去做的，而对于司法机关而言，凡是法律没有授权的、没有规定的，都是司法机关不能去做的。回到询问证人的时间问题上，刑诉讼法没有做出规定，这就要求司法机关不能确定一个对证人（被害人）进行取证的时间长度，不能通过询问的司法活动来限制证人（或被害人）的人身自由。因此，对于证人（或被害人）的取证时间问题，可以归纳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证人（或被害人）自愿配合司法机关取证的时间就是司法机关能够实现的对证人（或被害人）取证的时间长度，这一时间既有可能少于12小时，也可能多于12小时。但必须明确的是实现这一时间的主体是证人（或被害人）而不是司法机关。不仅如此，司法机关还要在询问活动中充分照顾到证人（或被害人）的生活、生产、工作等实际情况，这才是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案的体现。

　　综上，笔者认为，办案机关对证人（或被害人）的询问时间应在不限制证人（或被害人）的人身自由的前提下，通过证人（或被害人）的充分配合来完成取证活动。以此为原则，在现有条件下，司法办案机关将这一时间掌握在12小时以内，也不失为司法机关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案，因为它考虑到了对证人（或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权的积极保护。当然我们也知道从办案角度出发，会存在证人不愿意出证的情况，如果有足够长的取证时间可能会对办案产生积极的促进效果。但是笔者认为这种想法是不可取的。这里存在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第一个是司法机关确定任意长度的时间来约束证人达到取证的目的，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问题；第二个是证人有义务出证而不愿出证，是司法机关对违反出证义务的证人如何追究责任的问题。因此不能将二者混在一起，要单独问题单独解决。至于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客观上影响到办案是难免的，但不能因办案的需要就违反法律的规定，来牺牲证人（或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权利。这应该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面对办案的需要、取证活动的需要等等，在司法行为的抉择上最终一定要归从于法律的原则和规定，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国家民主与法治的需要
。

　　作者：刘仕杰
作者单位：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沈阳铁路运输分院
本文发表于辽宁省诉讼法学会网 http://www.lnssfx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