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和触碰案件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和触碰案件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
1995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国海事审判实践并参照国际惯例，对审理船舶碰撞和触碰案件的财产损害赔偿规定如下：
一、请求人可以请求赔偿对船舶碰撞或者触碰所造成的财产损失，船舶碰撞或者触碰后相继发生的有关费用和损失，为避免或者减少损害而产生的合理费用和损失，以及预期可得利益的损失。
因请求人的过错造成的损失或者使损失扩大的部分，不予赔偿。
二、赔偿应当尽量达到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折价赔偿。
三、船舶损害赔偿分为全损赔偿和部分损害赔偿。
（一）船舶全损的赔偿包括：
船舶价值损失：
未包括在船舶价值内的船舶上的燃料、物料、备件、供应品，渔船上的捕捞设备、网具、渔具等损失；
船员工资、遣返费及其他合理费用。
（二）船舶部分损害的赔偿包括：合理的船舶临时修理费、永久修理费及辅助费用、维持费用，但应满足下列条件：
船舶应就近修理，除非请求人能证明在其他地方修理更能减少损失和节省费用，或者有其他合理的理由。如果船舶经临时修理可继续营运，请求人有责任进行临时修理；
船舶碰撞部位的修理，同请求人为保证船舶适航，或者因另外事故所进行的修理，或者与船舶例行的检修一起进行时，赔偿仅限于修理本次船舶碰撞的受损部位所需的费用和损失。
（三）船舶损害赔偿还包括：
合理的救助费，沉船的勘查、打捞和清除费用，设置沉船标志费用；
拖航费用，本航次的租金或者运费损失，共同海损分摊；
合理的船期损失；
其他合理的费用。
四、船上财产的损害赔偿包括：
船上财产的灭失或者部分损坏引起的贬值损失；
合理的修复或者处理费用；
合理的财产救助、打捞和清除费用，共同海损分摊；
其他合理费用。
五、船舶触碰造成设施损害的赔偿包括：
设施的全损或者部分损坏修复费用；
设施修复前不能正常使用所产生的合理的收益损失。
六、船舶碰撞或者触碰造成第三人财产损失的，应予赔偿。
七、除赔偿本金外，利息损失也应赔偿。
八、船舶价值损失的计算，以船舶碰撞发生地当时类似船舶的市价确定；碰撞发生地无类似船舶市价的，以船舶船籍港类似船舶的市价确定，或者以其他地区类似船舶市价的平均价确定；没有市价的，以原船舶的造价或者购置价，扣除折旧（折旧率按年4～10％）计算；折旧后没有价值的按残值计算。
船舶被打捞后尚有残值的，船舶价值应扣除残值。
九、船上财产损失的计算：
（一）货物灭失的，按照货物的实际价值，即以货物装船时的价值加运费加请求人已支付的货物保险费计算，扣除可节省的费用；
（二）货物损坏的，以修复所需的费用，或者以货物的实际价值扣除残值和可节省的费用计算；
（三）由于船舶碰撞在约定的时间内迟延交付所产生的损失，按迟延交付货物的实际价值加预期可得利润与到岸时的市价的差价计算，但预期可得利润不得超过货物实际价值的10％；
（四）船上捕捞的鱼货，以实际的鱼货价值计算。鱼货价值参照海事发生时当地市价，扣除可节省的费用；
（五）船上渔具、网具的种类和数量，以本次出海捕捞作业所需量扣减现存量计算，但所需量超过渔政部门规定或者许可的种类和数量的，不予认定；渔具、网具的价值，按原购置价或者原造价扣除折旧费用和残值计算；
（六）旅客行李、物品（包括自带行李）的损失，属本船旅客的损失，依照海商法的规定处理；属他船旅客的损失，可参照旅客运输合同中有关旅客行李灭失或者损坏的赔偿规定处理；
（七）船员个人生活必需品的损失，按实际损失适当予以赔偿；
（八）承运人与旅客书面约定由承运人保管的货币、金银、珠宝、有价证券或者其他贵重物品的损失，依海商法的规定处理；船员、旅客、其他人员个人携带的货币、金银、珠宝、有价证券或者其他贵重物品的损失，不予认定；
（九）船上其他财产的损失，按其实际价值计算。
十、船期损失的计算：
期限：船舶全损的，以找到替代船所需的合理期间为限，但最长不得超过两个月；船舶部分损害的修船期限，以实际修复所需的合理期间为限，其中包括联系、住坞、验船等所需的合理时间；渔业船舶，按上述期限扣除休渔期为限，或者以一个渔汛期为限。
船期损失，一般以船舶碰撞前后各两个航次的平均净盈利计算；无前后各两个航次可参照的，以其他相应航次的平均净盈利计算。
渔船渔汛损失，以该渔船前三年的同期渔汛平均净收益计算，或者以本年内同期同类渔船的平均净收益计算。计算渔汛损失时，应当考虑到碰撞渔船在对船捕渔作业或者围网灯光捕渔作业中的作用等因素。
十一、租金或者运费损失的计算：
碰撞导致期租合同承租人停租或者不付租金的，以停租或者不付租金额，扣除可节省的费用计算。
因货物灭失或者损坏导致到付运费损失的，以尚未收取的运费金额扣除可节省的费用计算。
十二、设施损害赔偿的计算：
期限：以实际停止使用期间扣除常规检修的期间为限；
设施部分损坏或者全损，分别以合理的修复费用或者重新建造的费用，扣除已使用年限的折旧费计算；
设施使用的收益损失，以实际减少的净收益，即按停止使用前三个月的平均净盈利计算；部分使用并有收益的，应当扣减。
十三、利息损失的计算：
船舶价值的损失利息，从船期损失停止计算之日起至判决或者调解指定的应付之日止；
其他各项损失的利息，从损失发生之日或者费用产生之日起计算至判决或调解指定的应付之日止；
利息按本金性质的同期利率计算。
十四、计算损害赔偿的货币，当事人有约定的，依约定；没有约定的，按以下相关的货币计算：
按船舶营运或者生产经营所使用的货币计算；
船载进、出口货物的价值，按买卖合同或者提单、运单记明的货币计算；
以特别提款权计算损失的，按法院判决或者调解之日的兑换率换算成相应的货币。
十五、本规定不包括对船舶碰撞或者触碰责任的确定，不影响船舶所有人或者承运人依法享受免责和责任限制的权利。
十六、本规定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船舶”是指所有用作或者能够用作水上运输工具的各类水上船筏，包括非排水船舶和水上飞机。但是用于军事的和政府公务的船舶除外。
“设施”是指人为设置的固定或者可移动的构造物，包括固定平台、浮鼓、码头、堤坝、桥梁、敷设或者架设的电缆、管道等。
“船舶碰撞”是指在海上或者与海相通的可航水域，两艘或者两艘以上的船舶之间发生接触或者没有直接接触，造成财产损害的事故。
“船舶触碰”是指船舶与设施或者障碍物发生接触并造成财产损害的事故。
“船舶全损”是指船舶实际全部损失，或者损坏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以至于救助、打捞、修理费等费用之和达到或者超过碰撞或者触碰发生前的船舶价值。
“辅助费用”是指为进行修理而产生的合理费用，包括必要的进坞费、清舱除气费、排放油污水处理费、港口使费、引航费、检验费以及修船期间所产生的住坞费、码头费等费用，但不限于上述费用。
“维持费用”是指船舶修理期间，船舶和船员日常消耗的费用，包括燃料、物料、淡水及供应品的消耗和船员工资等。
十七、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法律信仰危机——法律价值的缺失
金涛
现代民主社会的法律之所以能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不仅仅是对强力的屈服，也不仅仅是因为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法律体现了整个社会基本价值评判标准，是因为在法治中法律具有其权威性、普遍性、统一性和完备性。 法律因此而在社会生活中有较地运行，并扮演着秩序的维护者和正义的守护着的角色。
但是，现在的中国社会对法律却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冷漠、不尊重，甚至是蔑视！中国出现了法律信仰危机！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在专制集权社会中，人们对法律的不信任是因为法律是少数统治者为其利益而制定的统治工具，在那样的社会中向强力屈服，只是一种必要的行为，而不是一种意志的行为 ，因此对法律的服从是出于一种畏惧而非自愿。并且至少在强力之下，法律的运行相对而言还是较有效率的。但是，现在所出现的情况与以往不同——人们不仅不相信法律，甚至连对法律最起码的尊重与畏惧都没有了，所有的只是冷漠与蔑视。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重的。有转形时期社会变革的原因，也有对外开放制度变革的因素，但是最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法律的形式价值（权威性、普遍性、统一性和完备性）的缺失。作为法的一种形式价值，权威性指的是任何个人或团体都必须无条件服从法律的支配，法律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普遍性指的是不因人设法，用一般性规则来调控所有人的同类行为；统一性指的是保持法律制度本身的和谐一致，消除矛盾和混乱；完备性指的是实现有法可依，在应由法律加以调整的行为领域消除法律空白和漏洞。
在中国计划经济的影子尚未消除，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备；经济体制改革迅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落后的社会环境下，法律的权威性、普遍性、统一性和完备性所剩无几。
一、法律权威性的缺失
1、 宪法的软弱无力
宪法是一国的根本大法，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是有至高无尚的神圣地位的。如果把法律体系比作一个王国，那么宪法就是一国之君，其神圣的地位是无可争辩的，其权威性不可被否认。但是在我国宪法的形式意义多于实质意义，政治意义多于法律意义。宪法就象是一个被夺了权的君主，有其名而无其实。而追根究底就是因为我们的宪法缺乏可诉性，且没有一套完备的违宪审查制度。法律制定出来就是要被触犯的，是要被实施、被执行的。没有国家强制力保障而不能被实施、执行的法是毫无意义的。这是基本的法律规则，也是常识。但是在中国，其他法律都可以进入诉讼程序，惟独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和效力最高的宪法却不可以，从1954年宪法至今都是如此。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也正因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仅成了一种摆设，在平常人心中宪法不过是个空架子摆了，而在权力阶层之中它更是一纸空文而已。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谈，宪法之无可诉性也正是源于其形式性和浓厚的政治性。因为其形式性，宪法的实质内容就被忽视了；因为其政治性，宪法成了一只烫手的山芋、棘手的刺猬没人敢碰，即便有人敢诉，也没人敢受诉，即便有人敢受诉，多数情况下也会被上层否定，且会惹得一身骚。如此宪法的权威性何从谈起？！
2、 立法机关的作用被弱化
我国的立法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但同时也是最高权力机构，监督国家生活的运行。立法本是件十分复杂的工作，具有高度的技术性。但是，作为我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会时间一年极其之短不说，其代表的组成人员的素质也并不高：甚至曾有不识字的劳动妇女连续担任几届全国人大代表，我们竟以此为骄傲而用为表现我国民主的典型加以大力宣扬。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法制建设队伍的重要生力军的律师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销声匿迹多年。也正因如此，我国立法机关的立法及其对法律的监督审查作用被大大地削弱了。
3、 法律的非大众化（诉讼成本高，执行不力）
法律的非大众化是造成法律权威性缺失的又一原因。由于法律的非大众化，法律无法在平民阶层中扎根，以至无法在社会中形成一种法律文化。法律在百姓中的权威也就无从谈起。
法律非大众化的原因有二：诉讼成本高，执行不力；法律服务资源的稀缺
就我国阶段而言，诉讼成本由三部分组成：正常成本、非正常成本和额外成本
a、 正常成本：诉讼费用、律师费、车马费、误工费
这些成本是普通诉讼中一般所需付出的。
① 诉讼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人民法院诉讼费用收费办法》的规定，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申请费和其他诉讼费用三种。受理费用又分为财产案件受理费和非财产案件受理费。其中有关财产的案件是根据财产的价额或金额按规定比例征收诉讼费用，非财产案件则按件收费。若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法律规定的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或是申请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等还要交纳一定的申请费。此之外，在实际财产案件的诉讼中当事人还要负担勘验费、鉴定费、公告费、翻译费；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出庭时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补助费以有其它在执行过程中实际支出的费用。
② 律师费：当前，中国的律师收费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限定，而是各地区根据当地的情况自行定价的。拿浙江杭州某律师事务所为例，一般案件的代理费用是1800元起，劳动争议案件50元／件。
③ 车马费、误工费：这是当事人因处理与案件相关事宜的需要所必然要付出的成本。
b、 非正常成本：这种成本不是法制建全的国渡所存在的，但却是我国不少地区当事人在打官司时必然要付出的成本，主要表现在司法机关、执法机关及与案件有关的权力人员的吃拿卡要行为。当事人为此所付出的成本可能远远大于打官司所需的正当成本。
c、 额外成本：在当前的环境与体制下，诉讼效率低下、案件久拖不决的情况较为普遍。同时，错案率居高不下，当事人因上诉、申诉而不得不承担的误工费用、车马费用也相当可观，而由此给当事人所造成的精神压力更是使当事人畏而怯步。
高额的诉讼成本已成为阻怯当事人进入司法救助的高门砍，寻求司法救助不仅没能使当事人得到利益，反而使其产生更大的损失。而当前对案件判决的执行不利更是使当事人雪上加霜。除此之外，我国现阶段各种法律服务资源的稀缺使法律服务的价格居高不下，使得寻常百姓很难接近。这都使得法律与普通大众越来越远。
二、法律普遍性的缺失
1、 地方保护主义
当前的司法、行政体系，使得司法地方化现象严重。而立法权的下放与违宪审查制度、对抽象行政行为监督的缺位导致因地设法，因地执法，用区别性规则来调控不同人群的同类行为，导致了法律普遍性的缺失。
2、 身份立法（所有制歧视、国别歧视特别是对内歧视）
由于我国自建国以来一直都是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制度，在政治上标榜人民民主专政，对除公有及集体财产之外的其他性质的财产都毫不掩饰地实行正向歧视。即便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在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今天，在政治经济生活中仍然实行对非公有财产实行区别对待，而形成了国内立法司法执法上的实际不平等。
此外，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发展本国经济，我们就一直把引进外资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由此出台了一系列的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各地方则在中央的基础上推出了更为优厚的待遇。直至今天出现了有些地方的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不惜“赔本赚吆喝”。如东部某地，政府将国有土地使用权买给外商的价格仅为10-20万／亩，而买给国内开发商特别是房地产开发商则达100万／亩，从差价中弥补损失。
基于上述两种情况，形成了一个特别的情况。因所有制的关系，国家在行业中对外资实行歧视待遇；因发展经济地需要，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内资实行歧视待遇。这种双向歧视则是因人立法、执法的结果，也导致了法律普遍性的缺失。
3、 法律之外的特权阶层
除上述的不平等外，还存在着一种隐性的不平等——权力阶层的存在。
虽然法律的规定是平等的。但是法律赋予了社会的一定阶层以一定的权力，但是又没有为这种权力的行使设计一个合理的监管制度。权力和资本一样，也具有聚集效应，只要有寻租的空间，就会最大化地转化为利益。现行制度中的监管漏洞就为权力寻租提供了一个极佳的环境，在社会中形成了一个现实的特权阶层——权力阶层。
法律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在人们心中形成了一个概念——“法律无用”。
三、法律统一性的缺失
1、 地方立法盛行——立法战国时代
我国的地方立法权是比较大的。由于数字考“官”制度的存在使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共同的利益集团；同时也由于不存在违宪审查制度、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制度，并且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职能也形同虚设。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的立法也进入了战国时代：地方权力机关和地方政府或为了本地方利益或为了本集团利益，不惜违背全国性的基本法律争相立法，相互抗衡。这使得到不同的地方办案、打官司都首先得熟悉当地的土“法律”，打官司成了打“管辖权”。法律的统一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2、 新法与旧法的冲突
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计划经济的影子尚未消去，市场经济的体制也尚未健全。我国加入WTO后，法制转型速度虽在加快，但新法与旧法的冲突尚未完全消除，同一个案件，由不同的法官采用不同的法律进行审判，其结果可能就是完全相反的。这不仅使法律缺乏了应有的稳定性，也造成了法律的不统一。
四、法律完备性的缺失
虽然我国已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法制的框架，但是总得说来还是粗细条的。我国的法制尚在发育期，谈不上完备也就更谈不上成熟了。
从总体上来看，未形成以宪法为中心的法律体系。宪法中未能较全面地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其子法中也就更谈不上保护了。不仅如此，我国各部门法律、法规、规章甚至有对宪法公然的违背，但由于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对此进行纠正，现实对经此也无可奈何。
局部而言，我国的法律并没有较全面地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不少的新兴领域或次新兴领域都没有相应的法律的规制，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从而进一步造成了社会生活的不公平。
上文所述都是从法律的形式价值来分析我国现阶段法律信仰危机产生的原因的。总结而言，目前我国法律信仰危机的产生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产物的规模是可大可小的，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去看待并处理这个产物。对于法律信仰危机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并且必要视其为洪水猛兽。法律是一个社会最后的一道防线，如果连法律在人们心中的威严都荡然无存在的话，那么这个社会以岌岌可危了。
法律的形式价值归根到底在于法律的权威性，普遍性、统一性和完备性最终都是为了树立法律的权威性而服务的。由此，我们则有必要并且应首要地确立宪法的根本大法的地位，并且使其具有可诉性，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统一全国的法制，建立起以宪法为中心的宪政法律体系，并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宪法的实施。同时还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建立健全部门法律体系，建立一个廉洁廉政的司法、行政体系，降低法律的准入门槛，切切实实地把法律送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去，重树法律在人们心中的权威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