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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行政处罚也需要谦抑——孙武“慎战”思想的启示

董伟


前言：

　　本文试从分析行政处罚中的不良现象入手，进而进一步阐明行政处罚行为与行政处罚目的之间的关系，其目的是想从执法层面唤起大家对法的精神和执法理念的重视，使基层行政处罚工作上一个台阶。
　　孙武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后人尊称其为东方兵学的鼻祖。其所著的《孙子兵法》被誉为“兵学圣典”，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他在《孙子兵法》第十二篇《火攻篇》中提到 “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军，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复喜，愠可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这段话的意思是：不是有利不行动，不是能胜不用兵，不到危机紧迫之时不轻易开战。国君不可因愤怒而发动战争，将帅不可因气忿而出阵求战。对国家有利才行动，对国家不利就停止。愤怒可以恢复到欢喜，气忿可以恢复到高兴；国亡了就不能复存，人死了就不能再生。
　　孙武的“慎战”思想使笔者不由联想到公法领域所倡导的谦抑理念，尽管它们所作用的领域不同，但它们的目的是何其相似。谦抑的本意是谦逊推让，用于公法领域引申为“缩减或者压缩”之意，作为一种方法其具有基本方法论价值。而行政处罚直接牵涉被处罚人的利益，本着既要达到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又要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立法初衷，笔者认为有必要在交通运输行政处罚、乃至整个行政处罚领域中倡导谦抑理念。笔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认为：在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中，应慎重实施行政处罚，对行政处罚应秉持“不得已而用之”，不能处罚的一律不处罚，可处罚也可不处罚的边际，不处罚。笔者之所以要在交通行政处罚中倡导这样的理念，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一.在交通运输行政处罚中倡导谦抑理念,是落实社会主义法冶理念内在要求的需要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内在要求的一系列观念、信念、理想和价值的集合体，是指导和调整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方针和原则。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包括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法冶理念相对于包含谦抑理念在内的其它一切执法理念而言，它是最根本性的、起决定作用的理念。而交通运输行政处罚是行政处罚门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赋予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执法权。而我们实施行政处罚总的原则就是从我们实施运输管理的目的，即维护道路运输市场秩序，保障道路运输安全，保护道路运输有关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道路运输业的健康发展这一大局出发，在运输管理的政策、法规的范围内，尽可能的控制处罚的频率，保证整个执法活动的公平、公正，使运输管理的目的得以顺利实现。

二. 在交通运输行政处罚中倡导谦抑理念,是减少或消除处罚中滥罚现象的需要

　　交通部自更名为“交通运输部”后，运输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如何依法管理好运输市场，就成了摆在我们所有运政执法人员面前的一个现实性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赋予了县级以上运输管理机构的执法主体地位和处罚权力。在依法对运输市场实施监管的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有些地方、有些部门存在着滥罚的现象。以查处擅自改装车辆为例，尽管《条例》赋予了对擅自改装车辆的处罚权，但在实际操作中，有些执法部门不去调查车主擅自改装车辆的目的，不管这样的改装行为是否给运输安全带来隐患，只要发现运输车辆的实际尺寸与道路运输证或行驶证核定尺寸不符，就以“擅自改装车辆”为由对运输业户进行处罚。这既严重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的立法精神，也损害了运政执法人员在广大运输经营业户中的形象。甚至在有些地方，以罚款论英雄，以罚款论成绩，进一步滋长了这股风气的蔓延，导致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对立情绪。如《上海市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中提到，在两年时间里，该大队“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 罚款作为一种行政处罚手段，本意是为了纠正错误，但现在却变异为完成指标而罚款，甚至是为了部门创收而罚款。长此以往，对运输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和我们自身顺利开展运政执法工作是不利的。笔者暂把这种现象称作为罚的“扩张”，这是与“慎罚”的谦抑理念背道而驰的。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更有必要在交通行政处罚领域倡导谦抑理念。

三. 在交通运输行政处罚中倡导谦抑理念,也是执法队伍自身健康发展的需要

　　思想决定行动。运政执法人员的执法理念正确与否，直接影响执法活动的效果和执法人员在社会上树立的执法形象，我们运政执法人员要树立正确的执法理念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法冶理念为指导，本着执法为民的思想，多一些服务理念，多一些谦抑理念，少一些执罚理念，少一些急功近利思想，以运输市场秩序是否明显改善、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衡量我们执法工作的标准，努力提升自身的法律素质和思想境界，努力塑造健康的行政人格。特别是在当前国内经济开始复苏，运输行业慢慢回暖的时候，让我们这些管理人员、执法人员多一点仁心，多一些善举，多为我们的管理对象在组织客、货源，办理相关手续等方面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想这既是为我们的管理对象考虑，也是为我们自身的长远发展考虑。因为在运输市场这个统一体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是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

　　那么究竟如何增强“谦抑”理念在运政执法领域的可操作性？笔者认为：

　　一.要充分认识到依法依规开展行政执法工作是谦抑原则适用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换句话说，要依法依规“谦抑”。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了“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凡符合条件的，执法机关就不能给予处罚。该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意味着执法人员不能罚态度款。再如我们的江苏省交通厅在继出台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免于处罚实施意见》后，又下发了《关于新增轻微交通违法行为免于处罚事项和明确部分重大交通行政处罚减轻处罚标准的通知》，在钝化社会矛盾，体现执法为民方面作出了表率。
　　二.提升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是处罚谦抑的决定性条件和必要保证。对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人员而言，对有关运输管理的法规、条文不能望文生义，而是要从立法目的和立法意图上去理解和把握，否则极容易造成执法的机械性。以查处擅自改装车辆为例，不能把“尺寸不符”作为擅自改装的唯一标准，而是要从这样的行为是否具有实际危害性，是否带来了运输安全隐患的角度来考量；再以查处黑车为例，对当事人的一次性收费行为，笔者认为，不宜按照非法经营处罚，因为认定非法经营，要以当事人经营行为的连续性、多次性、固定性、职业性为参照标准，对一次性收费行为可以记录在案，只有当事人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的认定标准，同时对经营秩序造成了破坏，才可以实施处罚。否则，将更加导致管理对象的不满情绪，增加不和谐因素。这与构建和谐的执法环境是相背离的。
　　三.适用谦抑原则不能走入误区，即作无原则的谦抑。如果我们该管的不管，该问的不问，该处罚的不处罚，该重罚的轻罚，只会使我们的运政执法工作失之于宽，这同样背离了执法的方向和根本目的，也是法律所禁止的。因此，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谦抑”原则的深刻内涵，并将它正确运用到我们的运政执法领域，我想它对提升我们运政执法的质量、树立运政执法人员的良好形象和构建和谐的执法环境都是有好处的。
　　最后，笔者总结一下自己的观点：社会主义法冶理念是深深根植于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土壤中的，社会主义决定了社会主义法冶理念的性质，而社会主义法冶理念又决定了谦抑理念的本质。两者统一于以人为本、执法为民。因此笔者所倡导的谦抑理念应当是全体运政执法人员乃至所有行政执法人员都要树立的理念。（作者单位：盐城市亭湖区运输管理处）




司法自由裁量权包含民事审判权和民事执行权两大部分，民事执行阶段同样存在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和规范问题，它是司法自由裁量权在执行程序中的表现形态。执行程序自由裁量权并非指执行法官有权更改执行名义所确定的内容，而是指执行裁决中和执行实施中面对各种执行法律适用、事实认定和执行内容过于模糊时进行判断、选择和解释的权力，相对于审判阶段的自由裁量权而言，执行程序中的自由裁量权更容易发生权力滥用可能，因此，执行程序自由裁量权必须是在法律规范下有序运行，方能发挥其权利保护和权利救济的作用。


一、横向分权：合理配置裁决权与实施权以分离制衡


我国民事执行领域的执行难和执行乱固然有客观社会信用制度和经济环境的外在因素，而执行权的模糊定位与个案执行权过分集中也是重要的症结所在。规制自由裁量权的首要考量就是分权，按执行程序的阶段特征重新配置执行权力，从而达到能够有效地制衡权力的目的。首先应该实现执行机构的分离，执行裁决与执行实施事项分属不同的执行庭室；其次，执行裁决事项和执行实施事项应该明确区分，分别由不同的法官行使这两类性质的权力。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已经对裁决事项和实施事项进行了明确列举和划分，为两权分权运行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也是国外执行制度健全国家比较普遍的做法。


二、纵向切割：执行权分段运行机制的构筑和完善


执行过程中执行自由裁量权过于集中是很多问题的根源，打破案件执行过程一人单独行使执行权的现象，必须对执行权进行分割和制约。对执行自由裁量权权力制衡的方案有两种，一种是法院与院外行政机关的制衡，另一种是在法院内部实行分权制衡。执行分段流程机制的构建就是从法院内部，根据案件执行程序的特征从纵向角度，将案件办理的权力分解成若干部分，每名法官就其负责的阶段实施执行权力，执行分段流程制度已经成为全国法院改革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它的效果在实践中得到了认可，虽然没有明确宣示针对自由裁量权的弊端入手，但本质上是对自由裁量权的纵向性切割，把以前一人行使的权力分化成由若干主体共同行使，减少了权力运用的任意性，这是自由裁量权内部的监督制约。


三、立体规制：打造执行程序三个层次上的权力（权利）互动


尽管民事审判权与执行权在权利性质、运行模式和价值取向存在较大差异，但二者都属于司法权范畴之内，必然存在诸多共通属性。审判自由裁量权的运行规则相对成熟、稳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实务上的可操作性。从审判权与执行权互动的视角对执行自由裁量权进行规制，不失为一个可取的思路。


1．民事执行权与审判权的沟通与互动


在传统理念上，大多数执行法官认为合议庭是民事审判程序上的必然存在，与执行程序不相吻合。其实，合议庭的主要功能就是最大限度克服法官在认定事实、证据采纳和法律适用中的任意性，无限接近案件的客观真实，使程序走向客观化。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合议制度对执行程序的重要性，在其颁布的《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规定，执行审查事项应该采取合议制度。执行裁决过程中的合议程序有利于自由裁量权的集体行使，可以摒除权力运用的主观性和恣意性，对每个权力行使的主体形成有效制约。执行合议制度是打破审执长久分离、互不相干的藩篱，借鉴民事审判程序的制度对自由裁量权进行规制的新举措。


在执行实施程序中，鉴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的实际情况，如果也同裁决程序一样，实行合议制度必然影响执行的效率，不利于债权人权利的迅速实现，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区分执行裁决权和执行实施权，规定执行实施事项采用审批制，明确了对执行实施阶段的自由裁量权不同于执行裁决阶段的规制方式。执行实施权由法官行使，也可以由执行人员行使，行使实施权应该经由庭长、主管院长甚至上级法院审批后实行，重大紧急的实施事项，执行实施权行使完毕后，应该报庭长、主管院长或上级法院审批。


2．执行自由裁量权与执行程序监督权的互动


民事执行权的部分行政权属性，必然要求对执行权进行应有的监督，这种监督除了检察监督、人大监督和社会监督等外部监督外，在执行机构内部也应该建构常态性的监督程序，很多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的做法是由执行审查机构对执行实施部门实施程序监督、由审判监督庭对执行审查部门的执行裁决程序进行监督，这样的内部监督模式值得推广，它来源于执行程序自由裁量权与执行监督权的互动视角，为执行自由裁量权运用提供了操作性更强的规制手段。


3．民事执行权与当事人参与权的互动


我国当前执行模式注重执行权的单向运用与规范，对当事人参与权对执行权的影响和双方互动关注不够。美国、德国等欧美国家，正进行“执行私有化”改革，强化当事人在整个执行程序中的主动性和责任担当，弱化执行权的职权主义行使，尽管这种执行模式不适用我国当下的国情和司法权特征，但加大当事人对执行整个过程的参与力度、深度和广度，对案件执行的效果和执行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用助益甚大。当事人参与权表现在程序的各个环节，包括情况被告知权、出庭陈述权、意见发表权、建议受尊重权等各项权利。通过当事人参与执行程序，能有助于查清案件事实及遏制法官行使权力的任意性，为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提供程序保障。执行结果的承受者是当事人，这就决定了程序效果最终承担者的当事人理应比法官享有对执行程序更多的控制权。因此，当事人尤其是债权人理应深度参与执行程序。法官的选择机会向当事人转移的越多，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也就相对越小。这样，通过执行权与当事人参与权的二元互动，达成对自由裁量权运用的合理规制。


（作者单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