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部关于下达１９９６年劳动事业发展计划的通知
劳动部
劳动部关于下达1996年劳动事业发展计划的通知
劳动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劳动（劳动人事）厅（局），国务院有关部委、直属机构，解放军总后勤部生产管理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计划单列企业集团：
根据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1996年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报告》和《国务院关于下达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通知》（国发〔1996〕1号）精神及国家计委对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总体安排，我们编制了《1996
年劳动事业发展年度计划报告》和《1996年劳动事业发展计划主要指标》，现下达给你们，请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
1996年劳动事业发展年度计划报告
1996年是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的第一年，合理安排1996年劳动事业发展计划，努力开好头、起好步，对顺利完成“九五”时期劳动工作各项任务和促进2010年劳动事业发展远景目标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1995年劳动事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1995年是加强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一年，也是《劳动法》全面贯彻实施的第一年。一年来，在党中央“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指导下，通过各级劳动部门的共同努力，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基本如期实现了国家
劳动事业发展计划各项目标，基本情况是：
城镇就业人数继续增加，全年安置城镇就业人数720万人，城镇失业率为2．9％；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流动进一步合理、有序，全年跨地区流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3000多万人，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规模得到较好控制。
劳动合同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全国85％以上的企业职工实行了劳动合同制度，积极稳妥地进行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的试点工作，由劳动部直接指导的八省市已有800多家试点企业签订了集体合同；劳动执法监察工作取得新进展，劳动监察组织和法规体系基本形成，全年共
检查用人单位30万户，涉及职工5000多万人，查处违法企业5．4万户；劳动争议处理工作进一步加强，全年劳动争议结案率为95．1％。
城镇职工工资收入继续增长，生活进一步改善。预计职工工资总额将比1994年增长21．7％，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增长3．9％。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台湾）中，已有28个颁布实施了最低工资标准；对困难企业采取了多种措施和帮助政策，使困难企业职工和
离退休人员的生活得到了基本保障。全国大部分职工实行了每周40小时工作制。在工资总量宏观调控方面，进一步改进完善了弹性劳动工资计划和工效挂钩办法，并在探索试行工资指导线等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工资宏观调控机制方面迈出了积极的步伐。
社会保险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入，企业养老保险制度正在按照“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原则全面深化改革，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参加退休费用社会统筹人员覆盖面约75％，其中国有企业达到94％；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项保险制度改革进一步取得进展，医疗、工伤保险制
度改革试点面有所扩大，各项保险覆盖率和基金收缴率均有一定幅度提高。
《劳动法》得到深入的贯彻落实，一些重要的配套法律、法规和规章已完成起草工作，有的已送审，有的正在进一步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
劳动安全卫生工作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形势有所好转，各类重大事故案发率得到初步控制。
职业技能鉴定社会化管理试点工作进展较快，到1995年底全国共有22个省、111个地市建立了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共批准建立国家技能鉴定所1566个，职业技能鉴定站302个；经劳动部批准，有16个行业主管部门建立了行业特殊工种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技工学校
数达4521所，在校学生为198万人，技工学校培训能力比1994年提高了13．8％。
劳动科研、统计信息和国际合作等各项劳动事业也取得了新的进展。
综上所述，1995年各项劳动事业工作都取得了较大发展，不仅为“八五”计划的全面完成提供了有力保证，而且为“九五”计划的顺利实施打下了较好基础。
但是，目前劳动事业发展也还面临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在：就业形势仍十分严峻，失业率呈进一步上升之势；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尚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收入分配中的宏观调控还不够得力，社会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较大问题日趋明显，少数垄断性行业工资水平过高与部分困难企
业职工基本生活难以保障的矛盾较为突出；劳动关系日趋复杂多样化，劳动违法案件和劳动争议案件呈上升趋势；困难企业职工生活保障和富余职工分流安置问题更加突出；劳动安全卫生投入不足的状况尚未从根本上好转，安全生产形势仍不容乐观。
上述问题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不仅是当前劳动事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也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1996年劳动事业发展仍将任务艰巨，各级劳动部门需有充分思想准备，不能有丝毫松懈。
二、1996年劳动事业发展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及主要指标
1996年劳动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指针，紧紧围绕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继续以贯彻《劳动法》为统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紧密配合企业改革，加快各项劳动制度改革步伐，为实现“九五”计划
目标创造一个良好的开端。
1996年劳动事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
——加强劳动立法工作，尽快完成与《劳动法》相配套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起草、报审及发布工作，并认真组织实施；
——加快完善劳动力市场，积极拓宽就业渠道，努力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统筹安排城乡就业；
——加快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步伐，继续完善社会保险体系建设；
——继续深化企业工资制度改革，加大工资分配宏观调控力度，控制工资总额过快增长，调节工资分配关系，缓解社会分配不公；
——全面建立劳动合同制度，进一步完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继续认真做好困难企业职工生活保障工作，保持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加大职业技能开发工作力度，促进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
——加强安全生产综合管理，遏制重大事故发生；加大劳动安全卫生监察力度，进一步推动《安全生产规划纲要》的落实。
1996年劳动事业年度发展计划主要指标是：
——城镇新安置就业700万人以上，农村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500万人以上；
——城镇失业率控制在3．5％以内；
——全国失业职工再就业率达到60％以上；
——全国企业职工货币工资总额比上年增长18％，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比上年增长5％左右；
——全国城镇企业基本养老保险金收缴率达到92％左右，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参加退休费用社会统筹人员覆盖面达到77％以上；
——失业保险基金收缴率达到90％以上，全国城镇企业参加失业保险人员覆盖面达到75％以上；
——技工学校招生计划78万人，实现50个工种持证上岗；
——劳动监察机构组建率达到90％，劳动争议结案率达到90％。
三、实现1996年劳动事业发展计划的主要措施
1．广开就业门路，尽可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一是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第三产业、劳服企业、中小型企业和集体、合作经济的发展，以增加新的就业岗位；二是把就业培训和转业培训作为促进就业的一个重要手段，并结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实施，提高持证上岗的比例；三
是紧密配合企业改革，着力抓好“再就业工程”的实施，重点是要落实好200个城市的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促进失业职工和特困企业职工的再就业；四是合理控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坚持就近就地转移为主、适量有序跨地区流动为补充的方针，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加快
小城镇建设等，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继续实施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有序化工程，全面落实流动就业凭证管理制度，并尽快实现在岗民工证卡合一，持证务工。
2．完善现行企业工资宏观调控机制，积极探索研究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工资宏观调控办法。一是进一步改进弹性工资计划和工效挂钩办法，强化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二是通过调查研究和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对职工工资外收入进行综合治理并加强对企业人工成本
的管理和指导；三是配合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加强并规范对企业经营者工资收入的管理；四是加大对垄断性行业工资收入的调控力度，要重点加强对工资偏高、增长过快的流通领域各类公司、商业性金融机构（公司）的工资管理，实行工资控制线制度，严格执行《工资总额使用手册》管理
制度，有效控制企业工资总额的发放；五是积极探索建立工资指导线、实行集体协商确定工资水平等新的工资决定机制和调控方式；六是进一步加强并切实搞好对企业工资收入的监督检查，对违法违纪企业要坚决予以惩处。
3．加快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步伐，完善社会保险体系。一是继续深化企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已确定改革方案的地区，要尽快进入以城市为单位的实际运转。健全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正常调整机制，加快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二是促进《失业保险条例》的出台，扩大失
业保险覆盖范围，实行国家、企业、劳动者个人共同负担失业保险费的办法，加强基金的使用、管理和监督；三是扩大和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1996年每个省、自治区选择2个城市进行试点，继续推进、规范大病医疗费社会统筹，积极推行企业医疗机构社会化的试点，同时扩大工伤
、生育保险制度改革范围；四是强化各项社会保险费用的收缴和管理。通过严格财务、审计、统计制度和加强基金管理等措施，保证各项基金的收缴，提高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水平。
4．巩固发展劳动用人制度改革成果，维护和谐的劳动关系。一是全面建立劳动合同制度，大力加强劳动合同管理工作，依法保证劳动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行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的试点，维护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特别要密切注意劳动合同制度实施后劳动
关系的新变化，及时向当地政府及上级部门报告有关情况；二是重点帮助煤炭、森工、军工等行业做好劳动组织调整和富余人员的分流安置工作；三是加大劳动监察工作力度，加强市县（区）两级劳动监察机构建设，在搞好重点监察的同时，实行常规监察、专项监察和群众举报专查相结合
办法，提高监察水平和质量；四是进一步完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健全劳动争议处理机构，完善劳动争议仲裁的三方机制，提高劳动争议处理的效率，探索总结劳动法庭和劳动行政执法试点经验；五是推动各地建立健全困难企业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基本生活保障制度，重点是建立“帮困基金
”，继续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切实做好困难企业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基本生活保障工作。
5．加大职业技能开发工作力度，促进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一是职业技能开发要紧紧围绕劳动力市场需求进行，树立职业技能开发与就业紧密结合的思想，二是认真做好职业分类和职业技能标准制定工作，积极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三是继续深化技工学校改革，扩大规模，提高质
量，并积极创造条件，建立和完善长短结合、功能多样、面向劳动力市场的示范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基地；四是深入持久地开展职工培训和技能竞赛，建立技能人才奖励基金和表彰制度。
6．加强安全生产综合管理，遏制重大事故的发生。一是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现场安全监察和对重大事故隐患的监控和评估；二是要督促企业改善劳动条件，减少职业危害，建立、健全劳动安全卫生制度；三是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倡导安全文化，提高全民的安全
意识和素质；四是推动《安全生产规划纲要》的落实，认真查处事故，积极建立工伤保险与事故预防相结合的机制。
为保证国家劳动事业发展计划的落实，我部将加强劳动事业发展年度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各自情况，采取有效措施，努力保证国家下达的劳动事业发展年度计划各项指标的完成。各地区、各部门在接到本报告后，应于1996年6月前将本地区、本部门1
995年劳动事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特别是工资总额计划执行情况报送我部。
1996年3月27日
证券投资基金发起人法律地位初探
何小明
摘要：现行基金法没有明确基金发起人的法律地位的规定，但基金发起人既是基金合同缔结者，又是受托人的决定者，作用不可忽视，而学术届对基金发起人的法律地位也存有争论，因而深入探讨基金发起人的法律地位，仍有非常重要理论和实际意义。本文将立足于投资者保护和基金业健康发展的基金立法目的，对基金发起人的法律地位作一点探讨。
关键词：投资者保护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发起人 法律地位
Hexiaoming
( Law school,Guizhou University , Guiyang Guizhou 550025)
Abstract:There is no specific provision on the legal status of sponsors of security investment funds in current law.while the sponsors of security investment funds are both the subject who enter into the contract and the subject who determine the trustee,therfore,they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operation of funds. there still are some argutions about their legal status, as a result ,it's still significative to study the legal status of fund sponsors thoroughly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sense.This text tries to make some study of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sponsors of security investment funds on the foothold of investor protection with the fund legislative purpose of the fund industry health development.
Key words: Investor protection Security investment funds Sponsor of security investment funds Legal status
证券投资基金是十九世纪人类伟大的创造，伴随金融创新和金融全球化而方兴未艾，我国自1991年武汉证券投资基金诞生以来，基金市场蓬勃发展，截止2004年10月底，国内已有基金公司44家，基金的资产净值达3244.88亿元。基金业发展迅速，而立法研究滞后，2003年《证券投资基金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基金立法的空白，塑造了二元受托人的中国式基金，但对于基金法律关系当事人规定不足，特别是证券投资基金发起人法律地位留下空白，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基金发起人虽然只存在基金发起阶段，但却是基金合同的缔结者，同时又是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的决定者，在整个基金的发展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而基金发起人是否证券投资基金的当事人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论，因而深入探讨基金发起人的法律地位，仍有非常重要理论和实际意义。本文将立足于基金立法目的，在对契约式基金的结构重新构造的基础上对基金发起人的法律地位作一点探讨。（trustlaws.net编辑）
一、 基金立法与投资者本位
证券投资基金既是一种投资工具又是一种制度，作为一种制度总是体现出一定的法律关系，投资基金无论是公司型还是契约型基金都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理念的体现，因此本质上属于信托法律关系，但由于其投资对象是证券，因此也要遵守大量证券法律规范，而公司型基金则还要受公司法的调整，但无论哪种法都是民商法的一部分，都应以投资者或受益人为本位。证券投资基金作为一种特殊的理财设计比公司法和证券法离投资者更远，其特殊的结构，复杂的关系，信息的不对称，诉讼的弱势使得对投资者的保护犹为重要。而从多年来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来看，证券制度设计的错位导致股票市场长期非理性的发展，投机气氛浓厚，价值投资理念屡受打击。我国股票市场的引入一开始就是“服务于国有企业改革上”[1]，担负着为国有企业的发展筹集资金以及促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沉重使命，无意中迷失了投资者保护的方向。近年来，亿安科技、蓝田股份、银广厦的恶劣侵权行为相继曝光，广大投资者要求法律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由于我国的基金业是与股票市场同步成长的，因此股票市场的恶习不可避免的要折射到基金市场上，我国基金引入的初衷是通过发展投资基金来稳定资本市场和提高市场效率，“基金要为稳定市场服务，是中国理性机构投资者的生力军”[2]，然而投资基金的实际运行状况不仅未达到目的，反而使市场行为更加不规范，正如《财经》杂志2000年10月发表的《基金黑幕》指出的一些基金管理公司利用超强的经济金融实力进行不正当竞争“对倒”“倒仓”“锁仓”“高位接仓”，加之，基金管理人进行大量违规关联交易损害投资人的利益。如果坐任基金管理人操纵市场，损害投资人利益，势必造成市场混乱，投资人丧失信心，影响基金业的发展。因此基金立法必须将投资者的保护置于首位，“投资人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保护是基金业立法的一个核心问题”[3]。
为在基金业中贯穿这一宗旨2003年《证券投资基金法》针对目前基金管理的问题特设立了基金持有人大会并对违规基金关联交易作出了系列禁止性规定，但是笔者认为仅基金持有人大会不能解决投资者利益保护的问题，而重新定位基金关系人的关系特别是发起人的法律地位则能一定程度上弥补投资者保护的真空。
二、基金发起人与投资者保护
基金关系即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是指存在于基金设立、运行、清算过程中的受基金法律调整的以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关系。基金关系当事人指基金关系的主体，即参加基金关系，并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的人。基金关系主体广泛存在于基金投资中。基金关系主体有基金发起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持有人。基金投资的法律关系属于信托法律关系，其中基金持有人既为委托人又为受益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保管人为共同受托人，而基金发起人的法律地位一直没有定论。基金发起人是指设立和拟设立基金负责基金筹建工作，并在基金筹建中享受权利和负担义务的人。基金筹建工作包括：起草有关法律文件和办理设立手续；办理基金证券的发行事宜，募集资金，创设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的聘任事宜。
关于发起人是否基金关系主体，学者一直有争论，一种认为基金发起人作为基金契约当事人于法理不合。因为发起人是证券投资基金设立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其行为及权利义务均发生在基金设立之前；基金设立后，发起人便退出了基金的运作，不可能享有基金契约当事人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4] 。另一种观点认为基金发起人是基金法律关系的主体但只是设立阶段的主体。[5]笔者认为发起人的法律地位要置于投资者利益保护这一立法宗旨中考虑。基金设立同样是基金投资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而且这个环节对基金的健康发展和投资者保护起着关键的作用。在基金设立阶段发起人负责组织基金，起草基金契约，决定基金管理人与托管人，而基金契约是基金各阶段基金关系当事人的“根本大法”，是其权利义务的根据，而管理人和托管人则是基金关系的重要当事人，与投资者利益密切相关，可以说牵一发动万家，因此基金发起人是基金设立中不可忽视的角色。为保护投资人利益并保障基金的健康运行，法律必须对发起人的权利义务作出规定，因此至少在设立阶段发起人是基金关系当事人。
但是基金设立后，基金发起人的地位发生了转化，或者（1）只购买基金成为单纯的基金持有人和受益人，（2）转化为基金管理人，同时持有基金份额，兼委托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于一身，（3）由于03年基金法未规定发起人须持有一定比例基金份额，因此还有可能只转化为基金公司而不持有基金份额，（4）或者完全退出市场，从而存在四种去向。发起人的这四种去向将直接影响投资基金主体的关系，影响投资者的保护。
从上可看出在基金运行阶段发起人形式上已经退出，但除了第四种外发起人仍然以角色转化的方式影响基金运行。第四种情况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基金投资是一种商事行为，以盈利为目的，基金发起人是理性的，如果基金发起人只承担基金未设立时所募集资金本息返还的责任而不参与投资管理享受任何利益，发起人就不会设立基金。其它三种情况来看发起人的权利义务被运行阶段的其它主体所继承，这样在基金立法中发起人的归属就有三种方式：一为基金投资者，二为管理人，三为投资者兼管理人。这种定位出于两种考虑：（1）出于保护基金发起人的积极性考虑及保证基金的顺利成立。（2）出于保护基金投资者的利益的考虑。两者相比后者远比前者重要。基于对投资者利益保护的考虑笔者认为发起人的归属应为投资者的共同委托人。
在基金发起设立阶段,基金发起人扮演的角色盖过了后来的基金持有人，行使基金合同签定权，基金管理人和保管人选择权，这两项权利都事关基金健康运行和运行中基金主体的权利义务。而从“经济人”的角度来看基金管理人有一种自发的为自己的利益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倾向。基金管理公司是一个自身利益的机构，基金投资者与基金管理人之间追求的利益目标并不一致。基金投资者追求货币收入的最大化，基金管理人除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外，还有非货币收入的最大化，有时非货币收入的最大化目标甚至超过货币收入最大化。[6]基金公司还可能为追求业绩和管理费收入而采取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冒险策略；在股市低迷时为明哲保身而违背诚信原则擅自突破股票投资的下限，大量转为投资债券票据，将股票型基金转为债券型基金，违背投资者最初投资取向等等。因此从投资者利益保护的立场出发有必要通过法律发起人的法律规定，使发起人利益与投资者利益挂钩，强化对投资者的保护。
基于上述，笔者认为应从强化投资者利益保护立场出发对运行阶段基金关系重新构造，增加共同委托人，使其全面继承发起人的权利义务，由基金持有人大会对共同委托人进行监督。设立共同委托人同时还可以弥补基金持有人大会的不足。根据现行基金法75条基金持有人大会的召开要有代表基金份额50%以上的持有人参加，就审议事项的决定应经参加大会基金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50%以上通过，而转换基金运作方式、更换基金管理人或者基金托管人、提前终止基金合同，应当经参加大会的基金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一般的基金管理公司大都认购一定数量的基金，假定基金管理人认购15%的基金份额，则之外的基金持有人要行使对抗管理人的权利实际上须经代表基金份额59%以上的持有人同意，而要行使管理人的变更权则实际上须经代表基金份额78%以上的持有人同意。再加上缺乏专业知识和足够信息，当遇到投资者利益受到损害时，他们利用持有人大会行使基金管理人变更权的可能性不大，大多会选择用脚投票，重演股市上的“一股独大”，因此基金持有人大会的作用是有限的。如果由参加基金组建的基金发起人作为共同委托人，参与行使重大事项的审议权及委托人更换权的行使则可有效弥补这一缺陷。
三、发起人的法律地位
综上所述，法律有必要对基金发起人的法律地位加以规定，就发起人的法律地位而言体现为市场进入资格和权利义务。就资格而言，我国曾对之进行规定，如97年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我国基金主要发起人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立的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发起人必备条件为（1）每个基金发起人的实收资本不少于3亿元，主要发起人有3年以上从事证券投资的经验，并连续盈利的纪录，但基金管理公司除外；（2）每个基金发起人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财务状况良好，经营行为规范；（3）有符合要求的经营场所、安全防范措施和与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4）有明确可行的基金发行计划；（5）中国证监会的其他有条件。此外《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规定：开放式基金由管理人设立，即开放式基金的发起人为基金管理公司。除符合〈暂行办法〉（3）（4）（5）项规定条件外还应当具备（1）有明确、合法、合理的投资方向；（2）有明确的基金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3）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从各国立法实践来看，公司型基金的发起人直接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契约型基金的发起人的资格则由信托法或投资基金法加以规定。如以公司型基金为主的美国40年的《投资公司法》没有规定发起人的资格，但01年版的《台湾信托投资事业管理规则》规定：（1）证券投资基金发起人投资信托企业，即基金管理人。（2）发起人的自有资本不得低于3亿新台币。又如日本93年《证券投资信托法》规定委托公司(基金管理人)是证券投资基金的申请人，必须是资本不少于5000万日元的股份有限公司，其人员、证券投资能力、收支预测方面应符合设立基金并作为委托公司的资格。[7]（信托法律网编辑）
遗憾的是，现行基金法没有对基金发起人的资格加以规定，而要对之加以规定须考虑以下三因素：（1）基金的顺利成立，（2）基金设立后的基金资金安全。（3）基金投资者的利益保护。笔者认为投资者的利益保护又是重中之重。因为在我国证券市场极不规范，缺乏诚信，投资人保护机制极度弱化的情况下，强化投资者利益保护是基金立法的必然取向。基于这些考虑，基金发起人的资格除应具备《暂行办法》规定的5项条件外还应作以下规定：（1）基金发起人应持有一定比例基金份额，且在基金存续期间不得赎回或转让。这是为了防止发起人为自己利益损害投资者利益而采取的将发起人利益与投资人利益捆绑的措施。“各国立法中出于防止发起人‘机会主义’的倾向均对其投资比例和基金券持有期限做出特别规定，如必须认购基金单位35%的份额或在基金存在期间不得转让或不得要求赎回其持有的基金券等。”[8]（2）基金管理人可以为基金发起人，但不可以是唯一发起人。有学者根据现行基金法36条“基金管理人依照本法发售基金份额，募集基金”认为基金发起人只能是基金管理人[9]，其实这是误解，这只是对基金管理人的职责和权利的描述，不能据此认为基金管理人就是基金发起人，事实上与97年〈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相比基金法并未明确规定发起人的法律地位。鉴于基金管理人由基金发起人选定，基金发起人作为基金的共同委托人根据基金契约将基金委托给基金管理人，如果基金管理人与基金发起人重合则会出现委托人自己委托自己的情况，因此就存在如何签订委托合同以切实维护基金投资者利益的问题。基于此，笔者认为法律应禁止管理人成为唯一发起人。
